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说句题外段子，1942年，罗斯福总统时，OSRD成立第一年，掌管的通讯电子类经费预算是4亿5千万美元。
当时因为OSRD的办公室主任是出身MIT的凡尔纳.布什教授（这位布什教授也是台尔曼校长的导师。斯坦福后来的校长台尔曼，他自己读博的时候是在MIT读的），所以MIT分到了最多的1亿2千万美金，作为电子科研专项预算。
其后的加州理工分了8000万，连哈佛这种文科大学，都靠一个“哈佛无线电实验室”分到了3000万。而斯坦福大学的EE系虽然很强，却被那些传统的东北人看不起，只拿到了5万美元。
台尔曼校长深以为耻，从此就患上了lobby恐惧症，不再把最得意的门生派去搞科研，而是让第一流人才去OSRD为斯坦福吹牛逼要经费、第二流门生才留下埋头搞科研。这个也一度导致斯坦福的学风向“汇报型人才最重要，实干型次之”的方向歪风。）
……
扯得有些远，暂时回到会见和斡旋上来。
诸位看官只要知道：顾骜面前的这个潜在合作者，目前便挺牛逼、未来会更牛逼就是了。
简单的客套和试探之后，顾骜单刀直入：
“佩里教授，如果我们天鲲传媒愿意出资赞助，请求贵校每年接收数名中国顶级理工科高校的本科毕业生，定向委培读研——您觉得有合作的可能性么？我们可以保证，这些人才都会被用在与雅达利对抗的最前沿，为硅谷的产业繁荣做贡献。”
顾骜如此提议，当然不仅仅是急于得到优秀人才，更是为了确保将来能掌控好公司的技术团队——
他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些用得挺顺手的名校生在搞研发，比如给他做游戏机研发的杨自豪、鲁运达等人，他们一直默默无闻奋斗着。
可是，随着今年7月份，这批77级本科生要毕业，以中国的国情，就得任由他们被国家分配到各个单位去。
这是法律强制的，顾骜一点办法都没有。
要想把用得顺手的人才留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搞个留学交流项目。一旦这些人成了留学生，中国的人才管理法律和政策就管不到他们将来如何就业了。
1981年，国内已经有了公费留学的口子，政策是允许的。只不过国家的钱不够，又找不到外商赞助，所以规模不大。
顾骜自己不想显山露水的话，到时候让舒尔霍夫出面，去跟教育主管部门、乃至大学谈。以Tencoin Entertainment（USA）的名义赞助，国内的人鬼知道里面的真正门道。
当年跑到国外去后，最后不肯回来的留学生，可是不少的。无非顾骜笼络的这批人，哪怕不回去，也照样是在硅谷给顾骜打工、用硅谷这边的委培合同和保密协议牵制住，不会给他们背叛顾骜的机会的。
不过，顾骜这盘大棋，在外人眼里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
所以威廉.佩里暂时一点口风都不想松口。
他公事公办地说：“交流生这种模式，斯坦福当然是有先例的。但我们要确保学生质量，而且，这种事情不适合双方谈吧，应该是三方合作——你提到的中方大学，是哪几所？他们为什么没有派人来？”
顾骜：“那我说得再直接一点吧，我先无条件捐献给斯坦福大学200万美元，我希望你们跟浙大合作，每年接收两名电子工程和数学系的本科毕业生读研。每年每人次的开支我们再另算。
如果他们在学校时，导师愿意进行一些不那么基础的、可以转化为商业技术成果的研究，天鲲娱乐还可以赞助科研经费。”
威廉.佩里斟酌了一下，敏锐地反驳：“浙大……我不了解，或许我可以问一下邱，这个问题暂时搁置。
不过你提到的‘赞助科研经费’，应该是贵公司最终想占有科研成果的吧，这算什么赞助。要赞助，至少也要1比1额外赞助基础性研究，否则免谈。”
威廉.佩里口中提到的“邱”，当然是他的同事邱成桐教授了。
邱教授如今还在斯坦福数学系教书，正是眼下最炙手可热的年轻数学家，历史上明年就会拿到四年一届的人类数学界最高奖项菲尔兹奖。另一个时空，后来浙大到90年代时，也拿到了一些斯坦福的交流名额，靠的就是邱成桐教授的关系斡旋，加上最早几批试点的留学生争气，后来就形成惯例了。
不过，就在邱教授拿奖前后这段时间，也涉及到他本人的跳槽问题——邱教授似乎是最终选择被挖到普林斯顿，才拿到了菲尔兹奖。可见欧美学阀风气还是很厉害的，有时候你不去普林斯顿或者巴黎，似乎就没资格算人类顶级数学家。
同时，威廉.佩里谈条件时的敏锐程度，也是一点都不含糊，丝毫没有被“大资本家”忽悠的可能性。
对顾骜承诺的所谓“赞助”，他一句话就戳穿了。
一看就是在OSRD那些年养成的老辣。
偏偏他在这方面很有话事权，顾骜想找个别人谈、绕过去，都不可能。
“好吧，我承诺，如果赞助，一定按照1比1的定向经费和非定向经费混搭——也就是有一半的钱，你们可以任意拿去做任何基础性研究，哪怕成果无法商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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