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无人可用，朱由检早就答应黄立极的请辞了。但是目前大明的朝局的现状，他根本不可能放黄立极回家逍遥。
大明的文官虽然自成系统，但是后世即便是组织严密的某党，也有所谓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说法，更何况是阉党和东林斗争激烈的大明末世。
正因为文官集团内部有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朱由检才觉得有机可乘。虽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已经四分五裂，但是只要黄立极愿意出头，那么原本依附于魏忠贤的阉党成员，就会自动向首辅黄立极靠拢。
有了崇祯的支持，那么东林就算声势浩大，也无法排挤黄立极这些非东林党人，控制朝政了。
黄立极是按部就班登上首辅的位置的，他的门生故旧加上阉党成员的投靠，其势力在朝中足以控制局面。而有了黄立极这位深谙大明官场潜规则的官僚挡在前头，东林党人才无暇估计，看似没有什么威胁力的西学教育。
如果现在黄立极就被吓跑了，那么东林党人自然会把矛盾指向徐光启和西洋传教士，从朝堂上的权力之争，变成东西方学说上的斗争。
对于东西方学说理念的斗争，从清末直到共和国才算勉强争出了一个胜负。但是朱由检可没有100多年的时间，去给他们争论东西方学说的优劣。
更何况现在的西学还处在幼儿时期，还不是清末时儒生已经完全无法理解的成熟时期。与其在孰优孰劣的争论上浪费宝贵的时间，不如先把西学的普及教育在民间展开。
和儒家的微言大义不同，西学的知识本身就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只要让人民认识到西学能够帮助自己解决生活上的各种问题，那么就算这些封建卫道士们再怎么排斥，也无法阻止人民，为了更好的生活学习西学的热情。
而一旦东林党人挑起了东西学说的斗争，那么就算是大明皇帝也无法保护徐光启这些学习西学的先驱者。从董仲舒确立了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从而使得儒学获得了帝王治国的唯一学说后，经过1700余年的演化，儒学已经被完全神化了，对于大明的士人来说，儒学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宗教信仰，就连读书人称呼自己，也自称为名教子弟。
王阳明不过是想稍稍改变一下儒学的外延，想要让儒学更贴近经世致用的路子。结果王阳明就成了顽固守旧势力的眼中钉，学习王学的读书人也屡屡被守旧势力打击。
这还不过是儒学内部之间的学派分歧，都已经斗争成这样了。当挑起了东西学之争后，天下的儒学子弟必然要对徐光启这些提倡西学的学者们口诛笔伐。
而像徐光启这些更像是学者的官员们，他们根本不可能是娴熟于党争的东林党的对手。朱由检都不用去猜测，也知道徐光启这些人必败无疑。
而一旦连徐光启也被东林党赶出了朝堂，那么朱由检就只能做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了。
以东林党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德性。崇祯几乎都能看到自己的结局，不会比原来的历史好上多少。
因此在徐光启等人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人才之前，朱由检需要黄立极顶着前面，吸引东林党人的火力。
黄立极说完了肺腑之言后，顿时觉得心中去了一块石头，整个人都感觉轻松多了。他说完之后就闭上了眼睛，等待崇祯的最后发落。
沉默了许久的朱由检，终于再次开口对着黄立极说道：“黄先生虽然说得不错，但是对于士商之间的状况了解的还是太为粗漏了。
我大明时至今天，虽然士商之间的鸿沟已经渐不可见，但是士族和豪商之间还没有达到不分彼此的境地。大明真正成了气候的商帮，也就陕北、陕西、安徽、江浙、闽粤这五个区域。
陕北、陕西两地商人以盐业和粮食起家，现在以多以经营西北边贸和淮扬盐业为主。秦地士人出仕者少于晋地，是以秦商依附于晋商。
安徽商人以木材、粮食、典当行起家，现在各地典当行以徽商居多，从皇祖父末期开始，徽商又开始进入了两淮盐业，和秦、晋两地商人争夺两淮盐业的控制权力。
江浙商人以苏州、湖州、洞庭湖东西山两岛出身居多，以粮食、棉布、生丝为主业。
闽粤商人则以海外贸易为主，其所经营者丝绸、棉布、生丝、瓷器和佛山铁器为大宗。然而闽粤之商人不过是依附于江浙商人之附庸，其获利之商品都必须仰仗江浙一带供应。闽粤商人漂泊海上，冒尽风险，结果获得最大利益的却是江浙士商，会没有怨言吗？
秦商和晋商之间有依附的矛盾，秦晋两地商人和徽商之间有争夺淮扬盐业的矛盾，而徽商经营典当行，取利为月息一分、两分、三分，其他地区则往往为三分、四分，所以天下开典当行的商人无不痛恨徽商。
而川陕一带的茶商垄断了对乌斯藏、西域、蒙古的茶路，湖北茶商有茶而无商路，他们之间也是矛盾重重。
这些商人之间有着如此之多的矛盾，黄先生难道还觉得增收商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吗？”
黄立极原本已经打定了主意，不管崇祯说什么，也绝不赞同。但是接下来崇祯居然没有规劝他，而是直接谈起了商贾之事。黄立极越听越感到心惊，他虽然在崇祯提出增加商税的时候，去关心了下商人，但远远没有崇祯研究的这么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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