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沉默了一会，才对着黄立极说道：“原本朕以为，可以依赖发行粮食公债，建立粮食储备局，从市场上收购粮食，从而对各地的粮食市场进行调节。
可是朕没想到，今年陕西会继续大旱。连续两年的旱灾，想来最底层的陕西百姓已经毫无抵御灾害的能力了。
但是现在公债还没有发行完成，粮食储备局也还处于筹建之中，我们现在完全无法依赖粮食储备局对各地粮食市场进行干预，并对受灾百姓进行赈济。
如果光光依靠内库拨付银两，而不加以政府的行政干预，那么这些银两只会造成粮食产地价格的上涨，而未必能筹集到足够的物资入陕救荒。
所以朕以为，这次对陕西的赈灾，重点还是在于政府的政策干预和引导，其次才是购粮的资金筹措。”
黄立极踌躇了一下，心里也不由认同了崇祯的判断，但是他的担心反而更为强烈了。崇祯登基以来，不管是整顿京城治安，还是收揽京营军权，从来都是不管不顾的横冲直撞。
虽然这位少年皇帝的运气很不错，京城勋戚早就不是国初时的模样，对于皇帝蛮横的剥夺了他们最后的一丝军权，也捏着鼻子认可了。
而英国公年老体衰，一心想要保住英国公府的荣华富贵，根本无意得罪年少的皇帝，从而给自家招来祸患。
对于朝廷的文官来说，因为要应付魏忠贤下台带来的人事变革，也无人敢出头，阻扰皇帝对京营军权的掌控，生怕因此招来皇帝的猜忌，从而成为皇帝斗争的对象。
在这种种机缘巧合之下，崇祯才能够顺利的控制了京营，并在京畿地区推行了卫所改制。但是即便是如此，也还是出现了京营兵变和顺义民变。
对于黄立极这样在宦海沉浮的官僚来说，最讨厌的一件事就是，事情的发展脱离自己的掌握，而崇祯的行事，则每次都能造成事态失去控制。
虽然到现在为止，皇帝推行的这些事情的结局都还是令人满意的，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今后事情也会这么顺利。
看着黄立极沉默不语，朱由检不由继续说了下去，“朕希望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今年暂时恢复实物劳役，不再以白银作为税收要求。”
这个要求并不出格，对比起银两来，现在陕西更需要的是粮食，黄立极点头赞同了崇祯的意见。
朱由检毫不迟疑的继续说道：“朕还要求内阁下令，对这三省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除了朝廷设立的粮食局和拥有朝廷颁发粮食贩卖执照的粮商，任何人不得在三省经营粮食贸易，包括亲王在内。
另外，今年陕西的粮食没有经过内阁和朕的批准，不准一颗粮食运出省外。而山西、河南两省的节余粮食，只准运往陕西销售。
还有，所有运往陕西出售的粮食，朝廷决定予以免税。并且凡是往陕西贩卖了1000石以上的商人，可以减免相等价值的货物税收。
但是敢于在以上三省对粮食生意进行囤积居奇者，不得享受以上优惠政策。政府除没收其违法所得之外，并对其处以违法所得1-3倍的罚款，吊销其在以上三省经营粮食贸易的执照。”
徐光启大为赞同，崇祯制定的类似粮食专营的政策，他认为这样的强制政策，显然可以救助更多的陕西灾民。
但是黄立极同郭允厚都下意识的出声反对了，黄立极和郭允厚都认为，如果内阁颁发了这样的政策，恐怕会遭到三省士绅的强烈反对。
黄立极为想要说服崇祯道：“陛下，凡是经营粮食生意的，大多是家中田地众多的士绅，或是有地方权要人士支持的官商。
这些人物都是安定地方的关键，但是陛下这个政策一出，岂不是等于是从他们口袋里拿粮食。到时这些维护地方的士绅，恐怕反而会变成变乱之源啊。”
朱由检神色有些奇怪的看着自己的首辅问道：“那么首辅大人，如果陕西同河南两省必然有一处要发生叛乱，你觉得那一处对我大明危害最小呢？”
黄立极同郭允厚对了下眼神，才对着崇祯回道：“局势当不至于此，若是陕西下半年能够下上两场雨，今年终究还是能够勉强度过的。”
朱由检摆了摆手说道：“朕不想靠天意来决定我大明的国运，朕只想问一问诸位先生，如果河南同陕西必然有一处要乱，我们应当选择在何处最为有利？”
郭允厚从旁为黄立极解围道：“陛下，河南地处中原，又与运河相邻，此地实在是乱不得啊。”
黄立极对于郭允厚的话语表示了默认，显然两人都觉得，如果一定要选，他们还是要保河南，而抛弃陕西的。
然而朱由检却摇了摇头，他对着两人说道：“朕以为，要乱还不如先乱河南。
陕西是三边之地，和塞外民族打了数百年仗，民风剽悍远过于内地之民。更何况陕西连年灾荒，这些能够熬下来的百姓，都是意志坚定，身体素质最为出色之人。
反观河南，虽然人口众多，但是毕竟位于内地，承平以久，民风趋向于柔弱，连卫所军将都已经不修武备久矣。
陕西若是生变，能够入陕平乱的唯有边军，而山西兵力不足，又要防守蒙古人寇关，我们只能调辽东军入陕。现在辽东军对上建奴不过勉强自保，若是再抽调辽东军去陕西，建奴会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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