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对虎丘茶树事件下了一个结论之后，崇祯就失去了继续闲聊的兴趣。
他停顿了一会，便思索着开口对钱谦益和孙之獬说道：“上次你们两人主持编辑的＆laquo;中国简明历史＆raquo;，朕已经决定让礼部定为大明小学的历史教材了。
不过这本读物用于开蒙还不错，想要作为更进一步的大学教材，则深度和方向都有所不足。
朕也发觉，本次科举通过殿试的300多进士，写写文章，讨论下四书五经的知识，大约是不错的。
但是想要让他们去处理实际事务，管理国家政务，则还缺乏许多社会常识。
而且不仅仅是这些新科进士身上存在这些问题，就算是朝廷中的大部分官员，也缺乏如何去规划发展，一个国家前进道路方向的大局观。
社会常识可以通过观摩具体的社会活动进行学习，但是想要看清大明未来的前进方向，和如何努力推动大明向这个方向前进，则需要一个明确的政治理念作为指引。
昔日司马文正著《资治通鉴》，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作为当世治国的依据，朕觉得非常不错。
但是朕不同意的是，文正公所主张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道理。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不要重复古人所犯的错误，汲取古人成功的做事方法。
但是朕以为，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今日必然胜过往日，今人必然胜过古人的历史前进规律。
如果一味的遵照祖宗成法去治理天下，无疑就是刻舟求剑的迂人。譬如说，大明开国之时，地多而人稀，因此太祖、成祖以繁衍人口为治理国家第一要务。
但是到了今天，地少而人稠，连深山大泽中都已经村陌相连，如果我们继续以太祖、成祖时期颁布的政策去治理国家，那么显然就有些南辕北辙了。
治国犹如治病，医生乱开药方，会让病人送命。而国家制定的政策出现了偏差，大明就会陷入混乱之中去。
所以朕希望，钱先生再接再厉，编辑一本以历史事实佐证政治理念的书籍，作为大明中央官校和各处大学的政治教材。”
听完了崇祯的要求之后，钱谦益和孙之獬心里都有些喜忧参半的感觉。
他们主持编写的＆laquo;中国简明历史＆raquo;出来之后，就受到了一些治学严谨的学者的批判，认为这本书中的错漏之处太多，甚至对于某些上古时期的历史采用了臆造的事实，其实根本没有文献可以佐证。
特别是整本书里宣扬的劳动至上言论，完全违背了孟子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断。因此一些学者们诋毁这本书，不但算不上野史，还是惑乱人心的邪书。
如果不是崇祯极力的支持，加上大明时报的大力鼓吹，压倒了这些学者们的批评声，再加上这本＆laquo;中国简明历史＆raquo;只是平民小学的教材。估计这本书刚刚面世，就要面临被封禁的下场了。
虽然皇帝对他们两人说，这本书籍的反响不错，不过两人都清楚，皇帝所言的不错，是指中下层百姓之中的反响。
对比起言简意赅，语句艰深隐晦的历史典籍。＆laquo;中国简明历史＆raquo;采用的是白话文写作，从左向右的排版方式，加上新式标点符号的运用，和典故的注释方法。
使得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成为了一本适于阅读，容易理解的历史书籍。就算是识字不多的人，也能大致明白书中的内容。在这个娱乐缺乏的时代，这本书倒成了一本有趣的历史读物了。
这本书刚开始是打算主要面向京城义务制小学的小学生们的，但是一经发行之后，倒是在京畿附近的童生、秀才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因为在这个时代，治史完全是学者才能涉足的一门专业。没有一位专业老师的指点，就算是一位举人也未必能读完一本历史典籍。
因为每一本历史书中采用的典故和采用的隐晦笔法，在没人指导的状况下，足够一个人耗上半辈子的时间了。现在可没有《辞海》之类的专业字典，可以让你快速的查阅。
对于这些童生、秀才来说，＆laquo;中国简明历史＆raquo;的出现，等于是给了他们一本快速查阅各种历史典故的书籍。对于那些学者们提出的质疑，他们并不以为意。
毕竟，这本书是朝廷正式认可的官方小学教材，就算有些典故双方理解不一样，但是主持科举考试的可不是什么学者，而是朝廷不是吗。
钱谦益和孙之獬虽然靠着这本书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但是两人在士林中的声望却降低了不少。
孙之獬倒无所谓，他虽然是一位翰林，但是文名一向不怎么显著。钱谦益就不同了，这位东林党领袖，也是南方文坛的领袖，除了诗词文章之外，就是以治史严谨闻名的。
编辑一本简陋的＆laquo;中国简明历史＆raquo;，主要还是为了能得到皇帝的支持，让他入阁。
现在既然入阁了，短时间内也没有什么再进一步的希望了，自然就有些爱惜羽毛起来了。毕竟一个声名狼藉的人，可登不上内阁首辅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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