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黄立极的疑问，朱由检沉默了一会才说道：“黄先生说的不错，当朝廷公布了这个政策之后，京畿的世家豪族将会是最大的收益者。
但是，把一片荒地开垦为成熟的棉田，起码也要花费3年的时间，其间的投入不会少于2元每亩，而且前两年也不会有什么产出。
如果我们想要让普通百姓去开垦荒地，他们一来财力不足，二来人数过多的话，对于朝廷的管理也不利。
毕竟我们现在要开发的荒地不是几万亩，甚至不是几百万亩，而是数千万亩。想要以最快的时间内开发出来，就必须让世家豪族插手，因为只有他们手上有足够的财力开发整片的荒地。
现在北方几乎年年都有灾害，如果我们不能够在京畿左近开辟出一片粮食基地出来，要是什么时候南方也大面积受灾或是漕运出了问题，朝廷今后岂不是要束手无策，坐以待毙？
所以，朕觉得即便是让这些世家豪族插手开荒的事宜，只要能够尽快的完成海河治理工程，并让朝廷增加税收，这便是我们目前能够做到的最好选择。”
黄立极和郭允厚反对的，并不是治理海河，而是反对制定一个如此庞大计划的治河方案，连续二十年超过太仓银的治河资金投入，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在座的阁臣们，即便是最为支持崇祯的徐光启，他们信奉的还是农业时代最为朴素的资金管理方式，那便是有多少收入，便安排多少支出。因为收入不足，无法投入资金去办的事便暂时向后推一推，反正天也塌不下来。
而自从崇祯登基以来，这位少年皇帝就在不停的花钱，丝毫不顾及内库的钱花完了会怎么办。只不过崇祯所花的钱并不是用于自己享乐，而是主要花费在了国计民生上面，因此即便是对皇帝花钱最为挑剔的言官们，在这一点上也无法直接攻击崇祯花的钱不对。
他们只能拐弯抹角的上书劝谏崇祯，治国如同持家，勤俭过日子才是正道。天下的事是做不完的，陛下虽然朝气蓬勃，看到有利于大明的事就想去做，但是朝廷如果行事操切，反而会让民力凋敝，从而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黄立极和郭允厚在过去七年里做的事，还不及今年半年的工作量。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对于崇祯登基后能够锐意进取，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并积极的操办实事，这种同天启截然不同的执政面貌，还是满心欢喜的。
不过当崇祯登基快满一年的时候，朝堂上那些寄希望于新帝登基后，能够积极参与朝政，一改万历、天启两朝荒政旧貌的官员们，现在却觉得崇祯做事过于积极了些。
光是修路、治水两项实务上面，这一年来的资金投入起码已经超过了天启一朝期间的投入。更让这些官员感到恐慌的是，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想明白，朝廷究竟是如何让那些商人们拿出钱来办这些事的。
更让他们担忧的是，这些钱到时候是不是真的能还上。对于自己无法弄明白的事务，人们基本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盲目的跟随鼓吹者前进，直到碰个头破血流；另一种则是疑心重重，最终驻步不前。
朝堂上大部分的官员们显然是后者，他们已经习惯了一成不变的生活，和按部就班的提拔。他们最为希望的是，一切事物都在自己的掌握下运行着，这种没有意外的生活，才是他们理想中的太平日子。
就算是黄立极、郭允厚这些希望朝堂空谈、荒政风气有所改观，想要切实的做些事情的实干派官员。最大的期望，也只是想要提高些行政效率，遏制住朝堂上激烈的党争，大明中枢的命令，能够在地方获得落实而已。
他们可从来没有想过，每一天进入官署的时候，都要面临无数预见不到的挑战，还有越来越专业化的行政官僚体系。
如果说过去朝廷想要办理像治理海河这样投入巨大的工程，那么从讨论利弊到挑选主持工程的官吏，再到工程动工，每一个环节都是以月来计算的。而现在则变成了按天来计算。
前者的效率固然低下，但是做事之前几乎方方面面都已经考虑到了，因此一旦工程开始实施，并不会遇到什么突发性的问题。
但是后者便不同了，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之下，总是会有无数的突发性事件摆在官员们的面前，需要他们及时的作出决定。
相对于过去的安稳日子，现在的官员们，感觉自己每一天都像是行走在半空中的独木桥上，只有全神贯注的保持紧张感，才能安然的度过每一天。
因此不管是六部的中、高层官员们，还是黄立极、郭允厚这样的内阁阁臣，都发自内心的希望，崇祯可以停下他的脚步，让大家先喘口气。
比如现在这个经过修改后，彻底变得面目全非的根治海河计划，便下意识的让大多数阁臣想要往后拖上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连最为麻烦的资金投入问题都无法打消皇帝的决心，再加上崇祯释放出来的对世家豪族们的有利信息，最终还是让这些内阁阁臣们首先退让了。
所谓的世家豪族，除了家族中连续不断的出现读书种子之外，最大的根本还在于对土地的占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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