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崇祯用完了晚膳之后，袁崇焕、柳敬亭带着林丹汗的使者，还有顺义王卜石兔、鄂尔多斯部的萨囊彻辰、右翼其他各部首领共计3、40人，及随从护卫骑兵3、500人进入了京城的消息，便传递到了他面前。
朱由检仔细的询问了王承恩，得知已经把这些人安置在西城的会同馆后，他才放心了下来。他稍稍想了一会，便对一边的吕琦吩咐道：“明天一早朕开完内阁会议之后，你去把柳敬亭和袁崇焕召来，朕要见见他们，就安排在武英殿…”
翌日，在文华殿崇祯的私人办公室内，黄立极、郭允厚及户部度支司郎中王渊思正在向崇祯做一个简单的汇报。
王渊思虽然手上拿着一本记事本，但是他的眼睛却极少往上面扫去，一串串数据熟极而流的从他口中冒了出来。
“…自纸币、银币、铜辅币推出以来，户部对于这三种货币的流通状况做了跟踪调查。以作为同原先在市场上使用的金、银、铜钱的流通状况作为对比。
根据以往户部存留的数据，过去市场上的交易中，使用金块作为支付手段的记录，大约在8%之间，而使用银两交易的记录大约为54%，使用铜钱交易的记录大约为38%。
如果以金额计算，金块交易的金额占总金额的15%，银两占62%，铜钱占23%。年初推出纸币之后，九边各镇都采取了纸币、银两各半的军费供给，而辽西、蓟州两镇因为实施了军管，采取了强制推行使用纸币的方式，因此纸币在当地占据了90%以上的使用量，
而在其他区域，山西的纸币流通占据了大约当地44%的市场交易金额，陕西大约是24%，河南17%，山东21%，北直隶45%，苏、松、常、嘉、湖地区约39%。以单个城市论，则京城和上海县的纸币使用量最高，几乎达到了70%。
根据我们的调查，在京城最近三个月的市场交易中，除了15%的银币，7%的铜辅币，铜钱的交易金额已经下降到了10%以下，而剩下的交易均以纸币结算。
另外苏、松、常、嘉、湖地区的纸币使用率之所以在39%，主要还是该地区银行网点不够密集，而投入的纸币数目也不足的缘故。
根据度支司几位同僚的详细计算，臣等认为纸币在以上这些地区能够被百姓接受的原因，并不单单是因为，银行有足够的白银储备可以随时兑换市面上的纸币。而是因为纸币可以在市面上买到，那些商人所需要的货物。
在北方主要是棉布和粮食，在南方则是棉纱、各种玻璃器具、蔗糖和金属制品。根据我们度支司的统计，今年作为商品进行长距离运输贩卖的粮食，大约在1100万石左右，其中8成以上的粮食来自于湖广行省。
因为户部今年设立的粮食局对粮食贸易进行了管制，因此有接近600万石的粮食在朝廷的政令下，流向了陕西和山西地区。
而作为商品进行长距离运输贩卖的棉布，大约在1500万匹。其中8成来自于苏、松、常、嘉、湖地区。
今年北方产棉479万担，其中山东占六分，河南占两分半，河北占一分半，折成净花约119万担，加工成棉纱大约为89.25万担，其中有半数棉纱运往了上海。
运往上海的棉纱，一部分是以支付加工费的形式，聘请当地织工织成布匹，或是用棉纱折换布匹；而另一部分则是直接在市场上出售了。
由于北方市场上粮食的8成，棉布的6成控制在朝廷监管的商人和商号手中，所以纸币的流通基本上还算稳定，没有出现骤升骤降的局面。
而南方的纸币流通，则完全是依靠市场自发在调节。同纺织业相关的商人愿意接受纸币，但是其他行业的商人就很难确定了。
特别是盐商、木商和典当商，这三种行业的商人因为资本雄厚，加上同朝廷掌握的原物料没什么交集，因此并不乐意接受纸币…”
黄立极有些奇怪的问道：“这些纸币不是可以拿到银行中去换取现银的么？为什么他们不乐意呢？”
虽然被打断了自己的思路，但王渊思依然对着黄立极恭敬的回道：“盐商、木商资本雄厚不假，但是他们的大部分利润都来自于偷漏税额，如果用纸币进行结算，然后再到银行中换取银两，等于把他们实际的营业额都暴露了出来。
他们自然是不肯这么干的，否则这些兑换记录就成了他们偷漏税款的罪证了。而且盐商、木商获利丰厚，和他们的收益相比，每年投入的银两并不算什么。有些盐商钱多的，已经可以把黄金打成金箔，然后在城中高楼上抛洒，看街市上百姓争抢斗殴为乐，据说一次性就花费了五万两银子。
这些盐商、木商家中有的是存银，根本不屑于用纸币来支付。而至于典当商人，典当行是固定税，一年也就十几两，因此没有什么偷漏税的嫌疑。但是银行做的生意，本身就包括了典当行的内容。
这些典当商人仇恨银行还来不及，又怎么会使用银行的纸币呢。据说有些被银行挤兑的关门了的典当商人，公然宣称这纸币是朝廷印刷出来搜刮民财的。区区一张纸，怎么能当成真的银两来使用，迟早要变成废纸一张的宝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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