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大明商人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争吵，朱由检并没有放在心上。现在各地的商人代表就像是一群被放在瓦罐中的螃蟹，它们之间互相扯着后腿，不让别人爬出这只瓦罐，再无年初时那么齐心合力想要同朝廷谈利益了。
而且因为有了商人代表大会这个可以作为商人出声的地方，今年江南商贾对于资助士人的热情也降下了不少。江南商贾拿出大把的钱来资助那些贫苦士人，或是投资在各地的书院和文社中，主要目的还是在于让这些士人成为自己的喉舌，反对朝廷增加商税罢了。
如今既然有了商人代表大会这个可以同朝廷协商税率的地方，不少商人立刻便收缩或是取消了对文人的投资。这种行为自然便引起了家境贫困的文人的反感，那些家世良好的士绅虽然不受影响，但是他们对于商人利益的维护，也渐渐引起了士人之间的矛盾。
一直以来，江南士林同商人之间缔结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士人鄙夷商人的地位，看不起他们为了赚取钱财而玩弄的各种阴私勾当。
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些士人又心安理得的接受着那些豪商的馈赠。他们在没有进入仕途之前，常常劝说地方官员不要对商税执行的过于严厉，而对于朝廷，则呐喊税收太重，要减税。进入仕途之后，则从商人利益出发，向皇帝提出政策上的修改。
比如一个开中法的废除，表面上看起来让国家增收了盐税，但是边军粮食储备制度的败坏，使得收上来的盐税还不够贴补边军的正常开销的。开中法废除之后，大明边军的战斗力便开始迅速下降，家丁和普通士兵之间的待遇也成为了天壤之别。
于是乎原本一只经常压着游牧民族攻击的强势军队，不得不大幅度收缩防线，龟缩到了长城之后，成祖之前明朝对草原民族的攻势防御算是彻底瓦解了。这种防御姿态上的变化，使得已经逃往漠北的蒙元势力缓过了气，再次出现在了漠南地区。
到了后来，蒙古人不仅再次夺取了整个蒙古高原，还把势力发展到了长城边缘，并且有了数次围困北京的战绩。
所以说，当官员同商人勾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眼中已经看不到什么是国家的利益和安危了，在他们心里只想着自己口袋里的那点金钱利益。
而那些商人之所以被士子文人鄙视，还要微笑着送上大把的金钱供他们举行文会、游玩，也正是因为，这是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
士绅和商人的媾和，最终造就了东林党这么一个庞大的政治势力出来。但是同英国有所不同的是，主导了英国政治改革的新贵族，大部分都是披上了贵族外衣的商人，因此他们的改革完全代表了商人的利益，最终干掉了封建地主阶层。
但是在东林党这个政治势力内，商人不过是提供金钱的一头奶牛，主导局势的依然是士绅阶层。东林党人会维护商人的经济利益，但是绝不会去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因为这显然会威胁到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江南商人发家之后便想要改换门庭，把自己从商人向士绅阶层提升。而又因为有了这条上升通道，使得商人阶层始终无法以整体的力量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这也是为什么，江南的商业经济已经濒临工业革命的前夕，但是却始终无法跨出最后一步。因为商人提升为士绅的通道，就像是一个减压阀一样，不停的把商人膨胀起来的势力转化为地主士绅的力量。
在这种状况之下，商人积攒下来的财富并没有转化为新的财富之源，也就是工业资本。反而投入到了土地市场中去，把自己变成了封建地主的一员。新地主的出现，必然是以夺取自耕农和小地主的土地为开端的。
也就是说，只要还有自耕农和小地主的土地可以剥夺，那么商人就不会缺乏上升通道，那么商业资本就不会转向其他方向。但是按照中国的历史惯例，失去土地的农民达到了一定程度，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便应该拉开帷幕了。这也是为什么，明朝是无法自然产生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了。
而对朱由检来说，江南士绅同商业资本的结合，不仅仅阻碍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政治集团的势力实在是过于庞大了，江南地区差不多都快成为国中之国了。
他又不是满清，可以用武力把整个江南的人口全部清理一遍，然后按照自己的要求再去规划发展江南的经济和政治。
于是乎，他便不得不以商人代表大会的形式，让商人阶层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抬高他们的政治地位。
当一个被地主士绅视为提供金钱奴仆的团体突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第一个反应必然不会是要听听他们说了些什么，而是被激怒的想要立刻消灭这个声音。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一直都是如此。
老实说，以大明商人贪图安逸的性格，且各自抱团排外的短视，一定不会是那些团结在儒家学说旗帜下的地主士绅的对手。
比如说，就像现在，为了一点经济利益，各地的商人已经在会上差不多要撕破脸了。不少偏激的商人代表，甚至叫嚷着要恢复水关，不能让江南的商人毁了本地农户的糊口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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