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元宵的前一天，召开了近一个月的商人代表大会终于降下了帷幕。通过了这次会议，这些商人们终于意识到，代表大会不仅仅是朝廷向他们征税的商议场所，也是他们可以就商业问题直接同朝廷沟通之所在。
在以往，这些商人们在地方上遇到了阻碍商业的问题，只能找地方官员一个个去疏通。这个办法不仅仅费时，还有很大的局限性。
每个县的官员都犹如本县的土皇帝，他们不会因为相邻县的同僚采用了什么政策，就会遵照实施。虽然也许收买更高一级的官员是个不错的法子，但是县官毕竟不如现管，而且收买官员毕竟是需要成本的。
因此大多数商人对于地方上的陋规只能默默的忍受着，除非这些陋规已经让他们无法把生意做下去了。但是在京城的商人代表大会中，他们平时看的比天还大的难题，在朝廷面前不过是一句话就能决断的小事。
这种强烈的反差，立刻便让这些商人代表们看到了，一个更有效率的解决自己在经商时遇到难题的途径。更让他们感觉欣喜的是，这个代表头衔不必花钱购买，也不需要什么考试，最大的成本就是每年上京的旅费和住宿费。
然而在今年会议上，皇帝还提出了一个让他们感到更为兴奋的建议。考虑到各省商人赴京参加大会，在时间和金钱上都会存在的损失，因此决定今后在会议召开期间，将会对每位代表发放5元/日的补助。且每位代表，今后每年将会获得100元的代表津贴和50元的车马补助费用等。
崇祯提出这个建议，是希望减少商人代表的不到场缺额。但是在这些商人代表看来，这却是能够把代表会议这种临时议事形式转化为长期机构的机会。
皇帝的提议自然毫无疑问的被全权通过了，不过这笔额外的钱皇帝不打算出，朝廷也不会出，那么只能从各地的商税上找办法了。
对于如何才能征到足够的税收用来维持商人代表大会的运行，这些商人代表倒是精明的很，他们不过听了几句崇祯派人在代表中的吹风，便立刻确定了对于奢侈品征收重税的决定。凡是国内生产的奢侈品征收50%的重税，从国外输入的奢侈品则征收100%的税收。
国外主要为各类宝石、香料和贵重的木料等等，而国内则主要是顶级的手工业品，比如高级皮毛、人参、以贵重木料制作的家具等。
决定征收这些税种时，这些商人代表们心里一点负担都没有，反而倒是有一种出了一口闷气的感觉。说起原因倒也简单，以上这些商业中盈利最高的货物，都不是他们这些没有背景或是背景不够深厚的商人能染指的。
而对于崇祯来说，但凡是能消费得起奢侈品的人，基本上是不在乎价格的，而大明百姓基本上也不可能消费到这些奢侈品，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极小。
唯一受到损失的大约便是那些经营奢侈品生意的商人，毕竟开征重税之后，他们现在的暴利就无法维持下去了。
但是这个征税的决定是商人代表大会做出的，也就是说他们将无法掀起商人的同情心理反对这一税收政策。在没有普遍的民意支持下，同这些商人勾结的官员们，将要单独同崇祯和户部进行对抗，这种毫无胜算的战争，只要他们没有昏了头就不会挑起来。
除了征收奢侈税以保障商人代表大会的运行之外，各省商人代表们还通过了一项附加决议。他们决定把每年代表会议的会期定为12月15-1月15，这个时间虽然很是尴尬，但也只有这个时间各省商人才有空暇开会。
为了保障每年到会的代表人数，他们还决定缩小各省的代表名额到每省6人。每年各省派出3名代表上京参加会议，下一年再换另3名代表，这样两年一轮换，也可以减少对各商人代表生活的影响。
代表的任职年限也调整到了6年，每三年更换其中一半名额。对于缺席的代表制定了罚款的章程，并决定连续两年没有参加的代表将会被免去代表资格，并不得入选下任商人代表。
对于商人代表的选拔资格，崇祯作出了一个额外限制，凡是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商人不得入选为商人代表；平日里从不遵守商人代表大会决议的商人不得入选；有过刑事犯罪记录和正处于诉讼中的商人不得入选。
同时崇祯还要求各省提供3名候补代表的名额，以作为紧急状况下的递补人员。候补代表虽然不享有正式代表的政治权利，但是可以享受正式代表2/3的经济待遇。
除此之外，崇祯还给了这些代表们一个意外的惊喜，在他们就任代表期间，将会享有特殊保护。只要不是严重的刑事犯罪和叛国罪，除非获得他本人或是本省半数以上代表的同意，他们不会被地方官员所拘捕。
对于轻微的犯罪行为将会被豁免，对于中等的犯罪行为则冻结到该代表卸任之后再行追责，而严重的犯罪行为将会先通报代表大会，由代表大会免去其代表的职位，方可进入司法审判程序。
总的来说，崇祯元年-崇祯二年间的这场商人代表大会开的很成功。商人代表和崇祯都很满意，他们都各自获得了想要的东西。而户部官员也很开心，他们什么都没做，就获得了一笔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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