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皇帝在教堂前发表悼念三位科学院院士的悼文时，站在前排耶稣会修士中的龙华民，却听的有些心不在焉。
一头银白色头发的龙华民，虽然看起来还是很健朗，但是他的年纪比金尼阁还要大上一些，他是和利玛窦同期来华的传教士。在利玛窦去世之后，他便按照利玛窦的遗书接任了中国传教团的监督。
事实上在中国耶稣会传教士中，他才是耶稣会中国区会长，但是因为他反对教徒参加祀孔祭祖，认为这有违教规，因此和传教地的士大夫们发生了冲突，最终激起了中国士大夫们的愤怒，酿成了南京教案。
虽然在徐光启等中国教徒的斡旋下，南京教案终于被平息了下去，但是龙华民也不得不将自己的监督一职，让给了支持利玛窦改良天主教仪式的金尼阁。而和中国士大夫们关系较为良好的金尼阁，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得到了新登基的中国皇帝的信任，为耶稣会打开了在中国合法活动的局面。
看起来耶稣会在中国的局面欣欣向荣，他身边的这些耶稣会弟兄们，也对皇帝能够亲自为三位教徒致悼而兴奋莫名，但是龙华民的心里却一直高兴不起来。
因为在龙华民看来，他们虽然带来了西方的书籍，但是耶稣会带来这些书籍的目的，并不是如同皇帝所说的，是为了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他们是希望向这些瞧不起蛮夷的中国人证明，他们同样来自于一个伟大的文明世界，从而为天主教的传教事业提供帮助。
但是现在事情却倒了个，他们用以打开中国大门的敲门砖被中国皇帝视为珍宝，而他们视为珍宝的传教事业，却被这位中国皇帝视若平常，这显然有违耶稣会的本意了。
龙华民的目光从前方念着悼文的皇帝身上移开，开始打量着身边同僚。站在最靠近皇帝位置的耶稣会修士，是还不到40岁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崇祯的坚持之下，这位年轻的传教士成为了现在的中国传教团监督。
看着汤若望一脸激动的望着前方的皇帝陛下，龙华民忽然觉得让这位年轻的修士接任中国传教团监督的职务，实在是有些冒险。
对于现在的这位中国皇帝陛下，龙华民觉得他和崇祯其实倒是有着不小的共同语言。比如，他们都认为妇女和男子拥有同等的权力；不管人的出身如何，但是在上帝面前依旧是人人平等的。当然崇祯所认为的上帝，并非专指天主教的天主，而更接近于中国的天道。
不过虽然他们之间有着这么多共识，但是一谈到传教事务，就出现了极大的隔阂。崇祯虽然欣赏他在传教中提倡的平等和互助理念，也赞扬了他在传教中谨守教规的行为，但是却始终难以接受，他想要以教廷规定的礼仪在中国传教的想法。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北京呆了没几天就被赶去了济州岛传教，直到金尼阁身体不行了，才被召回了北京来。不过在他去济州岛传教的这一年中，京城耶稣会修士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阳玛诺、郭居静、汤若望等人都倒向了主张中国式变革的宗教仪式，认为教宗禁约在中国这样的世俗化国家是无法实施的，实施教宗禁约只会让他们此前的努力前功尽弃，失去皇帝陛下对他们的支持。
龙华民在中国耶稣会内孤掌难鸣，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对传教方式的坚持。因为他认为，这些弟兄们之所以会转而支持利玛窦的主张，完全是因为中国皇帝陛下给予他们的生活方式过于舒适了，以至于让这些耶稣会的修士们忘记了，传教事业才是他们不远万里而来中国的唯一使命。
改良后的中国宗教礼仪，让中国的天主教教徒成了一群不伦不类的宗教信徒。龙华民极度怀疑，这样发展下去，也许中国天主教将会成为另一个东方大陆上的新教，最终脱离了教廷的怀抱。
不过龙华民并没有直接同这些同僚们决裂，因为他知道这么做只会发生另一起南京教案。再次转头看向崇祯的他，已经在心里下了决定。他打算先屈服于中国皇帝的要求，另外则需要将这里的一切报告给教廷，只有得到教宗的支持，他才能说服这些同僚回到传教方式的正道上来。
黄立极和徐光启的马车在皇城北面的皇家科学院门前停了下来，两人走出马车之后，便有认识徐光启的守门小吏迎了上来。
徐光启和这位小吏交谈了几句，便招呼一边还在打量科学院门面的黄立极和自己一起进门去。黄立极虽然也来过几次科学院，但是每次都是匆匆来去，倒还是第一次这么悠闲的跟着徐光启抄着院内的小路，走过了大半个科学院。
跟在徐光启身后的他，倒是第一次发现，除了刚进门的一段路，还是他比较熟悉的中式建筑和园林风格。但是快到东北角的时候，眼前的景物就出现了有趣的变化。从贴近自然的营建样式，变成了对称的几何样式。
虽然黄立极并不能欣赏这种奇怪的营建风格，但是他倒也承认，这样的对称布局还是有一种令人愉悦的感觉。
两人穿过了一条两边树木被修剪成圆锥形树冠的方砖小道后，眼前便出现了一个很是宽敞的长方形草坪。黄立极张眼望去，便看到此刻的草坪上站着约数百人，他很快便找到了正在众人面前演讲的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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