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士升的案子很快就传遍了京城，各方人士对于这件案子的反应也是各不相同。普通百姓仅仅是觉得钱士升这个人就一个伪君子，不但偷漏国税，连用来供养读书人的学田都不放过，实在是太过虚伪，不过他们的愤怒也只是集中于钱士升一人身上，并没有扩充到其他士绅头上。
外地来京城游学的士人和京城各所大学的学生们，他们倒是比普通百姓看的更远一些，认为钱士升一案并不仅仅关乎于钱士升，这实际上是对大明整个士绅阶层的一次控诉。
因为百姓们的态度，此时固然没人敢公开宣称偷漏国税并不是犯罪，但是前者还是认为这种事情不应该放在公诉中作为罪状。毕竟这只是官僚士绅之间的争斗，李琎不应该利用这种事去挑起群众的愤怒作为武器，去凌迫法庭去治钱士升的罪，这完全是坏了规矩。
但是京城各大学的学生们显然是站在百姓这一边的，他们认为国事即天下事，百姓岂能没有权力知道朝廷官员究竟是怎么制定国家政策和如何执行的。更何况，士人们口口声声说李琎坏了规矩，那么这个规矩究竟是个什么规矩，又是谁来制定的。
自然没有哪个士人敢于回答这些学生们提出的质问，就连一向喜欢蹭热度的所谓清流，此刻也没有人围绕这件案子说些什么。在宫内和朝廷没有正式表态之前，这些清流们都是三缄其口，唯恐掉入到这场有可能掀起政治风暴的陷阱中去。
至于朝中的官员们，则比普通人更为敏感的多。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关于对钱士升一案的公诉，很有可能会发展为扬州盐引案、太湖匪盗案这样的大案子。这起案件的指向性将会更为广泛，不像前两个案子那样只涉及到一地士绅，而是针对了整个官僚士绅阶层的偷税漏税行动。
南人出身的官员大都试图将这起案子压制下去，避免被皇帝找到借口，再兴起一次大狱。而北人出身的官员，则态度颇为暧昧。
虽说南北士绅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大家毕竟还是同属一个阶层，李琎针对钱士升的指控，不仅仅是南方士绅的特例，北方士绅同样有着这样的问题。
因此听说了这件案子之后，北方的官员士绅心里也是极不舒服的。但是崇祯十年的外部环境，却让这些北方的官员士绅无法和南方官员士绅站到一起去了。
自崇祯元年开始，北方的旱情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崇祯十年又是一个大旱之年，尤以河北地区最为严重。但是凭借着朝廷过去十年来对北方水利、交通设施的投入，今年的大灾害却变成了小灾害。
朝廷这些年对北方的水利、交通建设，对于流民的安置，对于灾民的赈济，这大笔的钱粮究竟从何而来，自然是来自于税收，特别是南方地区的税收。
崇祯元年时，陕西士绅们已经领教过，那些走投无路的灾民会怎么对付他们。一旦流民开始造反，这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毕竟暴民们最为痛恨的，就是他们这些地方上的士绅大户。
面对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天灾，北方士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抵抗不住的。依靠朝廷拨款整修水利、交通和赈济灾民，才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而这也是过去数年来所被证明的。
为此，北方的士绅更信任和服从朝廷，也支持目前朝廷所实施的税收政策。虽然他们也要纳税，但从整个国家来看，现在大明的税收状况就是从南方征税而用于北方地区，北方的士绅百姓都是受益者。
只要稍稍有些见识的北方士绅都清楚，在这个时候支持钱士升，无疑就等于默认南方士绅偷税漏税的行为是正确的。虽然他们也能因此受益，但是他们偷逃的这点税粮还不够用于招募家丁保卫自家安全的。
正是出于这种顾虑，大多数北方士绅的态度就显得暧昧不明了。他们既反感李琎戳破了这个士绅阶层苦心维护的特权，又埋怨于像钱士升这样的南方士绅看不清时务。大明的北方士绅正竭尽全力的维护着社会的安定，而这些南方士绅却依然想要维系着过去的生活，连一分一毫的利益都不想让出来。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北方士绅都保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的。京城、天津一带投资工商业的士绅们，就对于钱士升这类的南方官僚士绅极为反感，他们旗帜鲜明的在报纸上支持了李琎的做法，认为就应该给这些偷税漏税的南方士绅一些教训。
不过只要是真正了解这些士绅的人就知道，他们反对的不是偷税漏税，而是整个南方士绅阶层。
随着京畿一带工业的发展，工商业者正迫切的需要更大的市场。而就目前来看，江南地区的人口和富饶程度，正是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最好的一处市场。工业品从北方运往南方的费用，也远比运往海外低廉的多。
但是，这个令北方工商业者垂涎欲滴的市场，却因为受控于南方士绅而始终无法全面向北方工商业者打开。
虽然朝廷撤销了内陆的税关，以方便南北物流往来。不过一直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江南地区，虽然在工业化的程度上开始落后于北方，可是其封闭的商品流通市场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却将北方的工业品限制在了几个特殊的行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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