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如果海外粮食无法及时输入，内阁起码也该有一套备用的方案以控制灾区的局面吧？难道你们就打算这么眼睁睁的看着，等待河南出了问题再去解决不成？”
对于皇帝的质问，钱谦益半响说不出话来了，沉默了许久才支支吾吾的回道：“可是臣昨日已经询问过户部和农业部大臣的意见，他们认为国内已经没有什么余粮可以挖掘了，只能依靠从南洋各地运粮回来填补这个缺口。
至于陛下对于海外粮食难以运回的担心，和河南等地灾区的管制问题，臣回去之后可以再和诸位阁臣商议，一定会给陛下一个详细的方略。不过，崇祯2、3年的时候，河南也乱过一阵子，当时也没掀起什么波浪来，臣以为今日大明的政局比崇祯2、3年要好的多，应当不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的。”
崇祯却不赞成钱谦益的侥幸心理，他不以为然的反驳道：“崇祯2、3年河南的形势如何能和今日相比，当日河南并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士绅兼并土地太多，让河南百姓怨气满腹而已。当日朝廷站在百姓这边，打击了河南的土豪劣绅，是以这些土豪劣绅即便聚兵反抗朝廷，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不过是一群丧家之犬罢了。
更何况，这些土豪劣绅向来不得人心，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胁迫本县本乡的乡民作乱尚可，想要跑到外县去，首先就会被外县的士绅民团给打回来。但是今日乃是河南全省受灾，上千万百姓无粮可食，这样规模的灾民流动起来，地方上的民团如何能够挡得住？
今日河南不乱则已，一乱便是全省糜烂。河南是什么地方？是中原之地，是我大明的腹心，战时此地为四战之地，也就是说河南一旦糜烂，流民军向北则京畿动摇，向南则粮赋之地受害，向东则南北漕运断绝。这样的地方遇到这种灾荒之年，岂能没有备用方案以安定时局？
河南今年的夏收是没什么指望了，根据朕这里收到的报告，河南半数以上的州县粮食大规模减产已成定局，还有五、六个州县估计要绝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朕担心这样的天气还要延续下去，河南的秋收恐怕也没什么指望了。
所以，朝廷应该放弃一切幻想，做好最坏的打算才成。至于你刚刚说国内已经再无余粮可以挖掘，朕看不见得。你们讨论了这么多，为什么就没人提起江南士绅手中有没有余粮。钱先生，你不妨说说看，江南士绅手中究竟有没有余粮？”
钱谦益的心陡然一沉，江南士绅手中有没有粮食，当然有粮，但是大家都不会去提及这个要人命的话题。北方士绅这些年虽然被皇帝敲打的服服帖帖的，但这也是外有满清入侵，内有流民变乱的威胁下，加上皇帝又给了这些北方士绅投资工商业的出路，他们才会选择接受朝廷提出的改革政策。
但是南方士绅根本感觉不到满清入侵和流民变乱的威胁，一是有北方军民给他们抵挡着；二是得利于南方优渥的自然环境。使得南方士绅眼中，威胁自己日常生活的，不是外敌和流民，反倒是眼下的这个朝廷推动的改革。
不管是开放海禁，改革盐务，还是严格征收工商税，实质上都是在从这些江南士绅的口袋中掏钱。能够从朝廷改革政策中获取好处的，大约只有那几个开放口岸和一大群中小商人们。对于江南的豪绅和大地主来说，这些年的改革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
只不过南方士绅的力量虽然庞大，但他们并非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团体。再加上天启年对于东林党人的打压，崇祯朝办理的扬州盐引案、南京科考案、太湖匪盗案等，已经将南方士绅结起的泛政治联盟打了个七零八落，这才没有出现一个能够凝聚起南方士绅力量的反改革政治团体。
但即便是如此，朝廷推行的改革政策也很难越过长江，特别是在江南地区获得推动。地方官员和士绅的阴奉阳违，往往使得朝廷的改革政策在这些地方被束之高阁，难以触动当地的社会固有阶层。
哪怕是同样出自南方士绅阶层的钱谦益，对于这种局面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在他看来，江南士绅能够不拖欠税粮，已经算是很给朝廷面子了，这也是他们被皇帝的严厉打击给吓倒了。太湖匪盗案中，朝廷对于那些士绅不留情面的处理，总算是让他们记得这个国家姓什么了。
不过这些士绅们畏惧皇权，并不代表他们就畏惧官员，崇祯可以当一辈子皇帝，难道你钱谦益能当一辈子首辅？更别提，江南士绅之间盘根错节，豪门大户之间都可以论一论亲戚关系，常熟钱氏自然也是有亲戚的，因此有谁会真正下决心去招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大明朝200余年，也不过出了一个海刚峰和一个张江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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