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毛，请你看看这份电文。真是一个不省心的陈赓啊，当此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投降，而老蒋又与我们摩擦不断的关键时刻，他竟然还有闲心为突击营出谋划策。”
周恩来人未到声音先进了窑洞，不过生气的语气听上去倒更像是某种夸赞，老毛一听就是摇头一笑：
“恩来呀，像陈赓这样的我军高级将领恐怕不在少数吧。哈哈，若不是上面有我们压着，他们也许早几年就对突击营在蒙古的行动不仅要大声叫好，还要去买几挂鞭放放呐。”
周恩来一听，也是摇头一笑，随即将电文递给老毛。
“我们怎样都还好说，就怕我们的那位身居克里姆林宫的大人若是了解我们这些将领的真实情况，怕是脸上会很难看的啊。”
“没了张屠夫，难道我们还真的要吃带毛猪吗？无妨，随它去吧——”
老毛说着，扬起手中的电文瞄了几眼，随即又是一声徐徐说道：
“其实人家也不是傻子，从我们的那位小朋友开始动蒙古的脑筋，以及悄无声息的数年蛰伏期，再到近期的高调通电和正式扩张，我们哪一个不看得清清楚楚，又有哪一个在嘴上吐过半个字来？打，也由他，不打，也由他，总之我们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一言不发，静静地看戏。”
“可是，我们真的就只静静地看戏？”
不知为何，周恩来像是总有一句话始终没说出口似的，话说到一半，却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
“不然怎样？”老毛仿佛看透了周恩来心思，继而挥手大声道：
“谁也不是救世主，我们更不是。或许放在去年我还在心底有一丝波澜，为那些值得我关注的人和事。但今天我不会了，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历史也检验了一切，该存在的，无论什么力量也都无法将其抹去，就像多年前我们的那场艰苦卓绝的长征，它总是有理由存在的。”
而在迷雾缭绕的重庆，一场对话也在同样进行着。唯一与延安有所不同的是，同样都是第一公子的身份，同样都曾经是苏联红军低级军官，同样都是从一个地方回到祖国，重庆的蒋公子经国却参加了这一次重大议题的会商。当然理由也是十分充分的，那就是对于即将在蒙古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人比蒋经国更了解正在那里集结的苏联红军，以及苏联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了。
蒋经国怎么去的红色苏联，自不待言，但他的表现却是有目共睹的。1929年12月，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为了表示坚定的立场，他还一度在苏联报纸上发表声明，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也正是有了这些表态和表功，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次年，蒋经国以全班第一名的惊人成绩从军政大学毕业。
当然，校方也在他的个人档案里做了同样惊人的评论：“（他）非常聪明、忠诚，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
蒋经国的表现太好，以至于惊动了斯大林。斯大林指示苏共中央有关部门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商议，准备把蒋经国派回中国，参加中共领导的红军。但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拒绝了斯大林的建议。这就让蒋经国第一次回国的机会成了泡影。他再度请求到红军工作，这个请求也落了空。
这件事情颇具戏剧性，因为很难想象，假若延安方面接受了斯大林的这个建议，蒋氏父子将极有可能兵戎相见，而那将是一副何种场景呢？
或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老毛的伟人特质在那一刻超越了一切吧。
不过随着“西安事变”发生戏剧性的转变，蒋经国第二次回国的机会又一次戏剧性地到来了。
在斯大林首肯下，1936年11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通过第三者向蒋经国传达了“经国可以回国”的最高指示。
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把蒋经国召唤到莫斯科，并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做了一番陈述，同时表示他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
蒋经国在做出多方保证之后，随即在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了护照，并向蒋廷黻大使辞行。当日，季米特洛夫代表苏共以个人名义邀蒋经国到自己家里，对他说：“请转告令尊蒋总司令，共产党已经诚意决定和国民党联合。”这场极富政治色彩的欢送宴后，蒋经国随即携妻子离开莫斯科，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陪同，乘火车经海参崴回国。
可想而知的是，像这样一个红透半边天的儿子，老蒋怎么可能有心情去重温一番天伦之乐呢？
然而终究血浓于水，在刻意疏离了很长一段时间避不相见之后，老蒋终于还是十指连心，极为低调地在当时建于杭州的国民政府主席别馆进行。一进门，蒋经国就向父亲跪下，三叩首。他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表达与过去12年的红色之旅彻底决裂的态度。
终于回归“太子之位”的蒋经国，在1940年10月1日这一天终于开始展露他的治世才华，这一年他刚刚年满3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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