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因此而形成了“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的思想，出现了“官山海”即国家管理山区和海洋(主要是海盐生产)开发的政策。这是十五世纪以前，人类对海洋价值的基本认识。必须承认，高弘图和张慎言等人的认识，都停留在这个阶段上。
整个大明朝，所有人对海洋的认识，其实都基本停留在这个阶段。明朝大部分的沿海人民，只懂得利用海水来煮盐，利用大海来捕鱼，其他的，基本上就不懂了。比如说，张准刚刚穿越到来的时候，杨家屯就是这个样子的。海上贸易，那是很少人才有资格进行的。
自十五世纪后期开始，世界大航海时代到来，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新航线，进行了环球航行，扩大了世界市场，开始了近代殖民掠夺，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时代到来了。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
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但是，明朝人对于海洋利益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北方人。
北人骑马，南人乘舟的惯性思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已经深深的渗透到每个人的血液里面去了。张准在河间府的时候，还特意调查了一下。结果发现，在河间府，真的没有一个大商家，是进行过海上贸易的。他们对于大海的抗拒，可见一斑。
“为什么江南要比北方富饶？”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江南发达的海上贸易！”
张准继续侃侃而谈。
他解释说，世界上多数沿海地区由于濒临海洋而形成优越的地理环境，气候温暖适宜，适合人类居住，适合经济和社会发展，成为发达地区。中国的沿海地区濒临太平洋西部，处于中纬度地区，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按理说，它应该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和经济、文化、科技最发达的地区。
但是，明国目前，并没有真正形成沿海的经济带，甚至，连人口也不是沿海地区最多的。明国人口最多的地区，乃是中原。山东虽然三面环海，其实人口并不多，商业贸易也不发达。不得不说，这是非常遗憾的，和世界的发展是不相称的。
“我之前说过，现在，在遥远的欧洲，西洋列强正在快速的崛起。”
“相反的，我们的国家，在海洋上，还是固步自封。”
“为什么？我们的郑和舰队到哪里去了？”
张准深沉的说道。
这是他正式质问朝廷的第一炮。
是的，这是张准在公开的场合，首次全面指责朝廷的不是。
明朝统治者逆历史潮流实行禁海，从客观上分析是与当时的海盗盛行有关，但从深层次上来分析是有其深刻内在原因的。首先，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讲，提倡还是禁止航海只能以能否维持封建统治为标准，一旦航海活动损害甚至动摇其封建统治的基础时，禁海和停止航海就在所难免。
明初提倡航海，其目的是为了追求万邦来朝的盛况和奇珍俱至的侈奢，以及显示国力的强盛与稳定。但当航海促进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促进人们思想的解放以及带来新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使封建统治者无法驾驭人们的思想而危及封建统治时，则被坚决禁止。
商业活动，尤其是海上贸易，不像农业生产者那样被固定于一地而“实难控制”，且从商者不是分散地而是相对集中地进行活动，容易“啸聚生叛”。他们不像农业生产者那样易于驾驭，思想活跃，“不服德教，且与蛮夷相通，危及教化”。
这样，航海活动及其他工商业的发展。就超出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秩序所能容忍的限度，动摇了“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基础，予以取缔就成为必然了。
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被停止，明朝初年中国航海事业大发展的节奏突然中断，本质原因还是封建统治者感受到了航海活动对封建政权的潜在威胁。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准的海洋战略，和明国朝廷一贯坚持的方针政策，是格格不入的。哪怕是开了海禁，明朝统治者，依然还小心的阻挡来自海洋的影响。
其次，封建政权对商业垄断、限制性经营政策的推行，使封建社会的工商业得不到顺利的发展。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一个民族只有把自身置于世界市场之中，才能取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所必需的广阔空间。反之，如果一个民族孤立于世界市场之外，就失去了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长的大气候。
在封建体制的躯壳中，资本主义即使破土而出，仍有被窒息的可能。而西方国家海洋活动大规模、持续性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通过航海活动，资本主义打开了境外市场，取得了境外原料，为其高速发展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如果没有新航线的开辟，没有向海外的扩张、掠夺，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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