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淮南西路招捉使李成不愧是应运乱世而生的枭雄，把握时机浑水摸鱼的能力远远超过一般军头。
其人趁着同军兵威临安朝廷急诏全国兵马勤王的难得时机，兵出光州，强占南面的黄州罗田、蕲春两县，一举突破了朝廷对其部的封锁。
若不是大打出手的同宋两国出乎意料的迅速媾和，导致李成的扩张计划中途搁浅，其人完全有可能借机冲破重围，进入财赋重地江南大展拳脚。
朝廷送走同军后，便可以腾出手来收拾国内问题。
李成审时度势，主动停止了扩张，却不愿退回光州。
彼时，大宋刚刚遭遇连番大败，残存的军队士气大挫，各地民心也因此而动摇，正是急需稳定内部的关键时刻，不宜轻动刀兵。
而且，李成部兵马战力可观，真要是撕破了脸皮与之大战，朝廷也未必讨得到好。
赵桓无奈之下，只能下诏承认李成率部勤王的功劳，并劝其人自己撤回防区。
李成好不容易打出来，自然不愿就这样退回去。
其人乃以朝廷拖欠本部军饷军械为由，赖在黄州不肯走。
双方僵持不下，兵部尚书路允迪建议朝廷一面与乱贼讨价还价，一面悄悄调集各地勤王兵马，待重兵云集后，再逼迫李成就范。
赵桓从其请，命枢密院重新调整军队部署。
其中，扈从太上皇南下的胜捷军返回后，也参与了围堵光州兵马的行动。
“胜捷军”其实并不是朝廷设定的禁军编制，乃是统率西军多年的童贯为了自身安全，亲自挑选组建的一支精锐亲兵，兵力最多时有三万人。
其部装备精良程度远超其他各部，且各级军士是大宋战力最强的西军再选精锐。
本应该作为勤王平乱的绝对主力，只因是道君宠宦的嫡系兵马，而不能让当今朝廷放心，便被部署在“内线”位置——颖州。
实事上，胜捷军的军纪确实相当差。
其部驻守颖州期间多有扰民之事，导致地方怨言不绝。
但要说胜捷军比起朝廷其他兵马的军纪更差，还真是言过其实了。
大宋禁军的军纪只在钱粮赏赐都到位的情况下，才能勉强谈得上些许。
不然的话，就算是以善于治军的将门而言，也别想跟麾下丘八谈什么军纪。
胜捷军在童贯手中不差钱粮，军纪便是勉强说得过去。
等到朝廷收拾童贯之后，胜捷军便成了需要防备造反的对象，压缩其编制，拖欠其钱粮，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李纲以御下不严之名斩杀胜捷军统制官焦安节，其实与朝廷以祸国奸臣之名诛杀童贯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
都是除旧换新消除隐患的必然举措，目的都是为掌控时局。
正常情况下，只要钱粮到位，加上手法巧妙，未必就不能借此机会，除掉其军中的部分军头而得到一支强军。
但李纲行事过于操切，且忽略了低贱的士卒也有各种复杂情绪和安全需要，后续工作没有做到位，才导致了这起本应该可以避免的兵变发生。
李福率部作乱后，也知道自己仓促起事难成大事，曾暗中派人联系人在黄州的李成，希望与其联手，反了这窝囊朝廷。
但李招捉虽然与朝廷的关系微妙，却始终都没有公开造反。
其人身份半黑半白虽然招朝廷忌讳，行事却远较造反后更加灵活，更看不上这些头脑一热就搞事的家伙，乃拒绝了李福的联手建议。
李福势孤力寡，担心朝廷调集兵马围剿自己，只能放弃幻想，沿着颖水东进，流窜至寿春府（即寿州，政和六年升为府）及濠州作乱，以壮大势力。
其部初时仅有两千余惶惶不安的乱兵，除之不难。
但朝廷兵马被李成阻隔，牵一发而动全身，皆不敢轻举妄动。
而李成也需要有这么一个傻大胆扯旗造反，为自己分担来自朝廷的压力，乃放任李福在自己的后背搞事。
如此一来，兵力本来集中的淮南路便出现了大缺口，让李福部乱军得以迅速扩张。
李纲担心事态恶化而导致形势失控，只能如实上奏朝廷，请天子再降圣旨先稳住李成，再调集重兵围剿李福。
首相吴敏乃是李纲的政治盟友，其人同样不习兵事，却知道朝中政治斗争的严酷。
彼时，道君朝奸党基本被清除，大宋面临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却一个都没有解决，没了奸党，朝中众人的怨气便很自然地指向了并无殊功的首相。
吴敏本身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为了保住李纲，也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便只能尽力淡化李福部乱军造成的危害，并写信要求李纲尽快平定动乱。
由是，淮南军情急如星火，临安朝廷却是稳如泰山。
等李纲勉强稳住李成后，李福部乱军已经扩张到了庐州、滁州等地，并裹挟兵马四万余人，表面实力已经远超李成。
数量如此庞大的乱军究竟能不能打另当别论，至少，内忧外患的大宋朝廷已经没有能力再强行剿灭这么大的武装了。
若任由乱军继续南下，再渡过长江进入江南，形势将越发不可收拾。
两淮路形势糜烂至此，负有宣抚地方之责的李纲束手无策。
其人意识到自己真的要做历史罪人了，只能提前写出请罪书，准备万一事有不谐，便恳请朝廷降罪责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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